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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点】2013年度上海十大舆情事件:改革成为主旋律

作者:  责任编辑:张红斌  发布时间:2014-1-7   字体:

 

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挂牌成立

——经济鼙鼓擂响改革潮头

守得云开见日出,随着2013年9月29日的正式挂牌,附着在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上的神秘面纱被层层掀开,相关新闻细节充溢于国内外各大媒体版面。除此之外,各种自贸区科普长帖呈井喷姿态,轮番轰炸在微博、微信等各大公共舆论平台,让许多平日对政经信息并不“感冒”的普通人“不明觉厉”:知识更新太快,每天都有新词出现。

历经前期的金融改革大讨论,仿佛利率市场化、人民币自由兑换近在咫尺,但这并非唯一看点,有评论分析,自贸区的主要设计重点还是“重新界定政府与市场关系”。近段时间,不少自媒体都将自贸区解读作为主要工作,专栏作家徐达内在自家小报里写道,“上海自贸区面对的不是一块现成的蛋糕。做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万一这个螃蟹有毒,吃死掉的可能都有。上海是在冒险,所以上海政府感到责任重大,高调不起来。”微信大号“识局智库”则在自贸区建设中,揣测出“以开放促改革、以改革促发展”的中央寄望。

“局部活力”造就“全局经验”。“可复制、可推广”是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发展追求,以保守姿态现世的《环球时报》也奋起鼓呼:希望它的实践大胆些,即使有些偏差,它们的扳正过程和经验也将具有全国意义。舆论一直呼吁改革,现在改革真的来了,衷心希望叶公好龙的故事不会出现“上海自贸版”。

无论从经济紧密度还是地缘位置上看,上海自贸区的“扩散效应”和“示范效应”势必首先辐射长三角地区。除却“改革红利”的益处,区域经济竞合格局或将迎来新一轮调整和冲击,危机感最强的应就是金融城市香港,且外界也多将沪、港两城多作比较。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区面向世界,自然也被境外媒体竞逐播报,被媒体放大镜仔细打量的上海俨然被世界瞩目。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称,随着中国政府推动经济转型,使其减轻对投资的依赖,转向更多创新型行业,这些步骤都是中国长期发展蓝图的一部分;《华尔街日报》中文网指出,自贸区的可扩展性和复制性涉及两个问题,一是自贸区自身区域是否有扩展空间,二是其他地方自贸区会不会跟上;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称,随着中国政府推动经济转型,使其减轻对投资的依赖,转向更多创新型行业,这些步骤都是中国长期发展蓝图的一部分;香港《文汇报》称,上海自贸区今日正式挂牌,但是挂牌仅仅拿到了先行先试的令牌,脚下的路,绝非坦途。

金融之外,还有更多网民在乎自贸区的落地新举,“出口转内销”的一条新闻《上海自贸区将不设防火墙 外网全解禁》在网络疯传。随着官方对区内网络政策、文化服务政策的辟谣,舆论才恍然大悟,上海自贸区远非想当然的那样“特殊”。新华社国际新闻“@新国际”指出:这块“中国新一轮改革开放试验场”的轮廓从模糊渐变清晰。目前为止,总体方案到相关细则,政策变化并非突进,自贸区重在“松绑”,而非“赠礼”。

要突破阻碍改革进程的利益藩篱,一靠“壮士断腕”的决心,二少不了“谋事在人”的技巧。被喻“历史性时刻”的自贸区挂牌,更预示了新一轮波澜壮阔的改革正向中国走来。FT中文网专栏作家徐瑾在《以开放倒逼改革的自贸区》一文中提到,“对外开放是手段,对内改革才是目的”,擂响经济鼙鼓的上海自贸区,“对于未来中国经济增长以及体制改革的意义将大于一时一地的资本追捧”。

一度以数十个版面解读自贸区的沪上媒体《东方早报》,在一条博文中写到,“1990年,上海向世界证明:中国没有收,没有向左转;2013年,上海要用行动证明:中国仍有可改革性。我们相信,在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这个基石之上,改革的力量将再次聚合。”

 

二、上海遭遇冬日重霾成“雾都”

——环境成本到了必须付出的时候了

2013年12月初,中国南方多省市遭遇我国有PM2.5记录以来最严重的一次大范围、长时间区域“霾伏”,12月2日,上海的AQI指数突破300,首次达到六级“严重污染”。5日,启动空气质量重度污染红色预警。6日,上海环境空气质量指数爆表,全市PM2.5平均浓度近600,创下上海执行AQI 和PM2.5监测与报告以来,污染状况最严重的尴尬纪录。

“厚德载雾 自强不吸”、“喂人民服雾”、“霾头苦干”、“再造灰黄”、“雾以吸为贵”、“雾美价廉”……诗意盎然的“雾失楼台,月迷津渡”变成残忍的现实写照。一时间,“雾霾”成为上海、长三角乃至全中国最热闹的网络话题,周微博讨论量破五百万次,各种现实霾照、网络段子横空出世。恰逢英国首相卡梅伦首相访华,有中国网民在卡梅伦的认证微博下留言,“雾都的称号被我们拿下,作为英国首相,你是否感到羞愧?”

个中心酸国人自知。

过去,遭受雾霾困扰的还是重工业集中的京津冀地区,而今开始严重袭扰江南,蔓延全国。报道称,由于持续雾霾天气,上海市近日患呼吸道疾病的人数比平时增加了三成左右,很多病人检查的原因均和空气质量有关。网友“妙乐赵様”呼吁:这会儿不是互相嘲笑的时候,应该团结一致对问题的主体进行讨伐。

专家认为,上海本次雾霾是北方污染物输送、本地污染持续累积以及区域性污染叠加共同作用的结果,且“以本地污染物集聚为主”。换言之,人为因素对环境的影响是造成南方雾霾天高发的根源,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何立富称,“雾霾既是天灾,更是人祸”。如何避免人类制造“人祸”危害自己,这是政府、企业、个人和全社会都必须认真思考和努力解决的问题。虽然预警发布后,上海采取了相应的减排措施,但这一切只能缓解持续恶化的趋势,及时“治标”不能代替彻底“治本”。

雾霾肆虐,“是对经济粗放发展的尖利警笛”(胡锡进)。“@人民日报”试问:当呼吸变的沉重,GDP有什么用?当健康成为奢望,发展有什么用?

以人命的代价,下彻底打扫雾霾的决心太过残忍。国家治霾需要“执政为民”的担当,真正的难点不在技术而是决心。可贵的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后,《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决定》已明确提出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首次用“治理”代替“管理”,这既是对国家管理、社会管理认识的深化,也是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客观要求。十八届三中全会文件起草组成员郑新立认为,解决雾霾问题“已成为对执政党能力的考验”,“我们现在环境成本到了必须付出的时候了”。

雾霾治理非一日之功,要有攻坚战和持久战的心理准备,却不能“坐等风吹”。唯有力推行之有效的制度策略,树立果断变革的发展观念,整块中华大地的迷雾才会散去,中国梦的上空才会日渐晴朗。

作为中国新一轮改革的桥头堡,上海正处在“创新驱动、转型发展”的关键时期,有责任也有能力拿出带头改变的政治魄力。“使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市人民”,不妨从2400万市民的呼吸道开始。

 

三、全民关注“复旦投毒案”

——呼唤生命教育 敬畏真相报道

2013年,“感谢大学四年室友的不杀之恩”成为网民的热衷话题。4月19日,上海警方以涉嫌故意杀人罪向检察机关提请逮捕复旦大学“4.1”案犯罪嫌疑人林某。11月27日,“复旦投毒案”在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

公诉机关认为犯罪嫌疑人是因“日常琐事”对被害人怀恨在心,而动杀机。对此,教育学家孙云晓痛心地表示,“最可怕的犯罪原因终于被证实了。”“央视新闻”难以置信地追问,“是何样的怨恨,猛烈到必须以毁灭他人生命来平复?”

要成才先成人,同室操戈的事实让舆论感受到了太多的伤痛和困惑。“新华社中国网事”认为这绝不只是个体生命的陨落,而是整个社会的伤痛。悲剧发生在校园,根子却根植于社会,个人的也是社会的,社会传染给了校园很多“有毒”信息。《人民日报》曾第一时间评论:我们恐怕不能因为高校投毒案的极端性,而忽视了对社会、对教育应有的反思。

“我们的教育已被功利化,于是生命在这些利己价值观面前显得一文不值,漠视他人生命,甚至粗暴地剥夺他人生命”,《广州日报》解析“琐事”背后的高校教育,“这一切都凸显了生命教育在教育体系中的不可或缺。”无独有偶,《京华时报》特约评论员姜泓冰强调了高校人文教育的重要性:不能反思与改变及此,而以工具心态说青少年心理学、人格养成,怕只是空谈。

除却案件本身,“新闻媒体应该如何报道恶性犯罪案件”也是舆论争议的焦点。网友“Winshow”概括,“这年头舆论可以杀人,媒体热衷于渲染事实,经常性地把严肃的刑事案件演变成大众消费。”的确,在警方定性之前,媒体对该案的报道已然天翻地覆,网络上对复旦大学投毒案动机的猜测更是层出不穷,“嫉妒说”、“误杀说”、“情杀说”……关注此事的网络民众似乎个个成了擅长破案的福尔摩斯。网友“先生拎不清”肯定媒体报道:新闻就应该及时公开,绝不是藏着掖着,需要斟酌的只是报道方式;而网友“王晓清q”则提醒网络舆论:个案并不具社会普遍意义,分析作案心理或调查毒物获取途径,反而容易起到示范作用。不是所有事件都适合被围观,不是所有好奇心都需要去满足。

事实上,舆论之所以能干预司法,不是舆论太强,而是司法太弱。舆论能干预司法关键在于舆论会惊动权力,而司法系统在权力面前总有噤若寒蝉的自卑。《北京青年报》评论者秦淮川明确:公众知情权与无罪推定应有平衡,不能把公众知情权污名为“窥私欲”,媒体有权实事求是地对案件、背景做出调查报道。作者主张,在悲剧面前,敬畏真相,也敬畏良心,让法律的归法律,舆论的归舆论。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是,随着上海“复旦投毒案”告落,舆论开始要求北京警方彻查发生在上世纪90年代的清华学生朱令铊中毒案,有网民称“如果不是复旦投毒案,朱令案恐怕很难再引起国人关注”。更为吊诡的是,根据复旦投毒案嫌疑人林某的庭审自述,其也将朱令案的“不了了之”作为逃避惩处的侥幸自慰。《潇湘晨报》评价,“朱令已经成为法制化进程中一个格外孤独的背影”。

 

四、上海高院法官涉“集体招嫖”事件

——亟需制度阳光纾解法治尴尬

可以说,发生7月底8月初的上海法官 “集体招嫖”事件,足以入选2013年度中国官场最严重的丑闻之一。从网络视频曝光到官方回应,再到纪委调查,事件的每一步发展都震撼着整个舆论场。物必先腐,而后虫生,《西安晚报》在质问:本该是道德表率的法官,因“招妓”风波突破了公众的心理承受底线,如果连法官都摈弃操守,法律还有尊严吗?

法律是公平正义的底线,法官则是这条底线的守护者——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行。无论哪个国家,法官都是为人敬仰与尊敬的职业,它所代表的不仅仅是一份工作,更是一种形象和责任。因为不良法官的集体沦陷,崩塌的是司法围墙,株连的是法治尊严。“@南都评论”的担忧不无道理:当法官开始集体嫖娼,法治的底线也将被击穿;我们不相信那些玩弄女性的法官,不会去玩弄法律。

“个别官员特权思想严重,把自己置身法外,仰仗身份、权力为所欲为已成习惯”,南京市纪委监察局政务微博“@钟山清风”这样概述目前的官场现状。治党必先治官,治官必须从严。“在道德上严格要求官员的时代已经来临,每一个官员都应该带头做道德的遵守者,没有谁是例外”(《浙江日报》)。在整治"四风"的背景下,上海高院的丑闻显得格外丑陋:纵使法规条文烂熟于心,但身体上的欲望摧毁了仁义道德的修养。官德崩坏,监督来行。网络举报纵然引人亢奋却又暗藏隐忧,唯有唤醒沉默的制度和监管,才能真正加快法治进程、推动国家和社会的进步。

上海市委书记韩正认为,“这起案件,虽然只是少数几个干部腐化堕落的案件,但却给上海整个法院系统、政法系统乃至整座城市抹黑。”公众当然不宜因为不洁个体的行为打击整个法官群体,但“就事论事”的前提是对违法乱纪者的严惩不贷。《人民日报》法人微博呼吁:彻查真相、严惩不贷,司法公信或可亡羊补牢;律己以严、洁身自好,官员公信才能逐步修复。

毋言其他,这场舆情风波给上海城市形象造成的负面灾难是可以预见的,向来给外界“行政效率第一”的上海,此次的“上海速度”却只能尴尬地“出彩”在事后处置上。在该事件的持续发酵过程中,舆论焦点已逐渐由法官道德缺失,瞄向更深层次的腐败利益链与司法公正问题。

在凤凰网一份关于“法官集体招嫖为何让网民愤怒”的网络调查(近30000人次参加)中,43.81%的网民对网络反腐持肯定态度,原因是“许多贪官已落马”,同时也有51.08%的网民认为网络反腐不能奏效,“关键是制度反腐”。由此,网络舆论对于非正常举报手段的纠结心态可见一斑。《新京报》评论指出:很多人或许佩服老陈(上海“法官夜总会娱乐事件”爆料人)的个人英雄主义,可是,这样高难度的维权动作本身就是法治的尴尬。

“遇到挫折并不可怕,关键是以什么样的态度来面对、来处理”(韩正语)。堵不如疏,构建公平正义的法治环境才是解决网络反腐困局的正解。可以料想的是,如果正常渠道的举报路径起效甚微,部分民众的上访吁求无法被纾解,类似“网络爆料”的非正常手段就不会消失。这样,公权与私域的边界也难以厘清。

网络只能管个案,制度才能管长远。将权力关进制度笼子,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我们别无选择。(@人民日报)

 

五、黄浦江死猪漂浮事件

——雁过无痕的国家级公共治理事件

黄浦江死猪漂浮事件,是上海胶州路大火后,又一起吸引全国性舆论关注的公共事件。3月5日,黄浦江上游的松江水域发现大量死猪。接下来几日,黄浦江水域捞出死猪的数字,从最初的几十头,发展到几千头。

与过往舆情案例大同小异,这起事件依旧走了“网络曝光——媒体跟进——政府处理——舆论质疑”的老路子,网友“寻真归源”总结道:如此大量的死猪抛到江里,说明我们老百姓公共责任心不强,经营者法律意识淡薄,政府部门监管不力,部门与部门之间对管理存在相互推诿的心态,有行政不作为之行为。总之,宣传、管理、处罚都没有做好。

两地政府两套说辞。在该事件发展中,上海市各级政府一直保证“随问即答”,有节奏地公开事件进展以安抚民情,且达到一定效果,以致外界有称“上海市民是中国最维护政府的城市居民”。反观浙江,舆情在周末发酵时其毫无动作,舆情研判能力堪忧,“死猪系冻死”的说辞未有抑制舆情发展,反被舆论当作笑柄。

在上海黄浦江死猪事件持续发酵的过程中,公众的情绪先从恶心转变成愤怒,之后则被黑色幽默所代替。1月12日,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一则关于黄浦江死猪事件略带调侃的新闻报道在国内社交论坛中盛传。当国外媒体都加入讽刺行列,国内舆论的大规模吐槽已不难想象。有网民追问“环境敏感期的这种麻木和冷漠,是听天由命的无奈,还是习以为常的漠然?”

当国外媒体都加入讽刺行列,国内舆论的大规模吐槽已不难想象。有网民追问“环境敏感期的这种麻木和冷漠,是听天由命的无奈,还是习以为常的漠然?” 《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分析:从哈尔滨隐瞒松花江污染至今,中国透明多了,但仍有一层隐隐的纱帘在遮着。

在人民安危面前,所有辩解和推诿都显得那样苍白。愤怒变调侃的背后,是公众对政府的失望,是政府公权的自我废损。独立评论人“老徐时评”不禁质问:这么大的恶性事件算瞒报吗?在新媒体时代要靠死猪自己传播信息,这是谁的悲哀?

公众需要更有说服力的证据,需要为民除害的问责机制,需要监管有力的制度保障。《人民日报》法人微博彼时点明,“尽管政府已开始行动,但对质疑的回应、信息的披露,似乎仍显得有些被动。第一时间公开,才能让真相跑过猜疑猜测,这是信息时代的定理、危机应对的法则。”显而易见,要让“改道风”“过路猪”不再为害,需要更多耐心细致的工作和勇敢负责的担当,正如新华社官方微博所言:黑色的幽默,刺痛的笑话,呼唤的是负责任的公共服务者。

人民网在盘点年度“断篇”新闻时指出,“黄浦江死猪”不是一个单独的事件,它所折射出的种种问题,与尘霾压城、癌症村地图和土壤污染一样,事关信息公开、利益关切、公众参与、舆论监督、政府责任,是这个社会在改革深水区所要面临的一系列考验。

客观说,上海政府的公信基础在国内首屈一指,这在稳定公众情绪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只是,一年过去,关于黄浦江死猪事件的问责结果仍未对外披露。

 

六、上海国企改革20条发布

——“上海方案”让市场成为命题人

12月17日,上海市深化国资改革促进企业发展工作会议正式下发《关于进一步深化上海国资改革促进企业发展的意见》,整整20条意见,最大亮点在于,“以国资改革带动国企改革”。《人民日报》发表时评认为:今天,国企不再是由国家承担无限责任的特殊企业,而努力变身为与其分量相匹配的市场领军者和改革生力军。

央视评论指出,在“上海国资国企改革20条”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对国有资本进行分类监管,提高监管针对性,将精力更多地集中在现代服务业、现代制造业、基础设施、民生保障等领域,更好发挥国有企业在国有经济中的主导作用,而非一味追求经济效益,采取一刀切的管理体制。

“去行政化”对于国企来说非常重要,浓重的行政味道将会削弱国企在市场上的竞争力。国资改革不能让行政胶布粘在原地,须先破除行业垄断的温床。对于打破部分行业国资垄断的现状,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指示,“国有资本继续控股经营的自然垄断行业,实行以政企分开、政资分开、特许经营、政府监管为主要内容的改革,根据不同行业特点实行网运分开、放开竞争性业务,推进公共资源配置市场化”。

而上海作为中国地方国资国企的“重镇”,截至2012年底,上海地方国有企业资产总额9.64万亿元(含金融保险企业),其中,地方国有企业国有权益1.41万亿元。去年,上海市国资委系统企业资产总额、营业收入、净利润分别约占全国地方省自治区市及计划单列市国资委系统企业的1/9、1/4、1/8。

上海市委书记韩正一再强调,“我们不能躺在过去的功劳簿上,不能自我感觉良好,不能错失机遇,造成历史性的遗憾,必须正视问题、认清使命、克难奋进,出路在于深化改革。”沪上领导层的改革决心可见一斑。

因此,有分析认为,国企改革正在提速,或将走“先地方后中央”的线路。

不过,国资国企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无可避免地需要直面意识形态和既得利益两大阻力。本世纪以来,上海的国企改革多次动作而舆论非议不少,多集中在国资流失、大而不强、高管任命行政化等问题。

财经评论人郁慕湛在《新京报》上刊文:新一轮上海国资改革方案,与以往差别在于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重点落实到国有资本的监管上,以优化国资布局带动国企改革,弱化国资管理部门的行政性职能。

舆论也注意到,在新一轮上海国资改革中,尚未触及如何避开上级任免国资国企高管的问题,(市场经济规律有时不能在国企中起到决定性作用,很大程度是因为国企高管任职与否主要取决于上级领导而非市场),以致有网民揶揄“还是原来的配方还是原来的味道”。

有专家预测,十八届三中全会后,地方政府将从之前的“增长竞赛”过渡到“改革竞赛”,地方国资是改革竞赛的重要组成部分。从现在到明年两会,将是各地推出国企改革细则的高峰期。

目前,山东、安徽、广东和重庆等地的国资改革也在紧锣密鼓地筹划中。应当说,在国资体量最大的上海掀开改革大幕后,深入的探索还需各级政府和各地国企的合力突破。

 

七、上海居住证“积分制”正式施行

——户籍改革“小步快跑”

自7月1日起,《上海市居住证管理办法》将正式施行,将设置“积分制”,即对在上海具有合法稳定居住和合法稳定就业的《居住证》持证人进行积分,积分达到标准分值的,可根据国家和上海规定,享受子女教育、社会保险等公共服务待遇。 “@新华视点”认为上海居住证积分制给迁徙者带来希望:权责对等,透明公平,是平衡自由迁徙与城市承载,实现有序流动的优选。

城乡二元制的户籍顽疾,一直是困扰中国城镇化发展的巨大难题,也是社会舆论广泛关注的焦点问题,热议不断。“户籍制度必须改革”,财经专栏作家叶檀认为,上海居住证制度从过去的条件审批制变为更透明的积分制,是户籍改革的有益尝试,也是国内其他大城市可效仿的典型。

与此同时,也有网论对积分制度的潜在漏洞表示担忧。评论员朱永杰就提醒,“分值标准明确出台,凭借国人的智慧,那将是一个‘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局面,假分假章必定蜂拥而至,如影随形的腐败也会随之滋生”。在当今社会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背景下,网民提出的几种担心是有必要的,而这就需要政府各职能部门提高监管能力,以保证政策蕴含的公平正义惠及万千民众。

除此之外,还有舆论认为这种积分制度看似优惠,其实是一种歧视,“政府的职责是服务人民,而不是利用人民创造的价值大小来为其进行相应等级的服务”。《南方都市报》在解读上海居住证积分制时指出:从城市治理者的角度出发,吸引更多优质的年轻人,压低低端年长的外来务工人员的福利待遇,必定是最为理性的选择。这种理性的背后,潜藏着的则是一颗颗冰冷的心,以及背后站立着一群怒目圆睁的原住民。而从国家的角度出发,确保所有公民在本国内部享有均等的公共服务,应当成为一个不懈追求的目标。

考虑到城市固有的人口承载力上限,户籍制度作为一种人口管理手段本身并无对错,其引发舆论争议的根源仍在于地区发展的不平衡。加快户籍改革势在必行,但从治本角度入手,更应该着力于区域之间和区域内的经济平衡发展。网友“色眯眯的闷棍l_l”分析:如果户籍制度一步取消,将导致现有已经承担过多人口的城市由于迅速膨胀的外来人口涌入,造成基础设施、市政福利迅速崩溃。

世间难得双全法,以上海的一己之力恐怕很难对抗当下壁垒森严的户籍制度,上海所做的已是少有前例的最佳局部优化,也将为推进中国城镇化进程起到极大推动作用。为早日实现取消户籍二元制的大同梦想,《人民日报》法人微博提“小步快跑”论:户籍改革不能一蹴而就,但也不能总没有云开月明之时。不怕慢就怕站,要小步快跑,莫再令权利打折、逼梦想缩水。

 

八、《朱镕基上海讲话实录》上海首发

——响彻申城的改革回音

8月12日,《朱镕基上海讲话实录》首印110万在上海正式首发,引发全民关注,这是国务院前总理朱镕基继《朱镕基答记者问》、《朱镕基讲话实录》后出版的第三本书作,一时间盛况空前。活跃网友“传媒老王”观察到,在众多媒体中,《南方都市报》甚至别具一格地在当日头版重点关注朱镕基的新书出版。

“反腐败要先打老虎后打狼,对老虎绝不能姑息养奸,准备好一百口棺材,也有我的一口,无非是个同归于尽,却换来国家的长久稳定发展和老百姓对我们事业的信心”、“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我都将勇往直前,义无反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率直、果敢、勇进的“朱镕基作风”一直被舆论津津乐道。受诸多主客观因素影响,对前国家领导人的功过是非进行客观评价从来不是易事。财经作家吴晓波认为,朱镕基既不是保守派也不是自由派,“也许很多年后,人们仍然会为如何评价朱镕基而争论不休”。但有心者可以摒弃偏见,从书中读出历史的回响,听见改革的号角,汲取改革的智慧。

1987年12月至1991年4月期间,朱镕基在上海先后担任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委书记兼市长,书中收录了他在上海工作时发表有关“刑不上大夫,人民群众非常不满”、“不改革,要完蛋”、“空谈误国” 等改革色彩浓厚的语录。虽已事隔逾20年,但仍具有可借鉴的经济与政治意义,FT中文网总编辑张力奋感慨:今日听来,直指当政时弊。

在8月14日举行的《朱镕基上海讲话实录》出版座谈会上,上海市委书记韩正旗帜鲜明地表示,“如果没有当年大胆闯、大胆试,就不可能有上海今天的发展。当前,上海已进入没有改革创新就不能前进的阶段”。随着中央对上海自贸区建设的加速推进,舆论越来越将上海视作撬动中国新一轮改革开放的支点。因此,《朱镕基上海讲话实录》对于上海当好改革排头兵的现实意义是明显的。

中国网有评论指出,“朱镕基热”是舆论倒逼改革的心态使然:面对体制沉疴,以及既得利益者的阻碍,改革者应该像朱镕基一样,拿出魄力,在一些关键改革领域,也应该有“铁腕”精神,坚定不移推进改革。这种精神正是今日之改革者急需的,也非常缺乏的。

 

九、上海报业集团正式成立

——见证媒体改革的中国范本

自《解放日报》进行上海报业集团相关提任干部网上公示之后,10月28日,由原文汇新民联合报业集团、原解放日报报业集团合并而来的上海报业集团(简称申报集团,Shanghai United Media Group)正式挂牌成立,首推新媒体业务。种种迹象表明,“上海的传统媒体企业已经下决心拥抱新媒体”。

随着互联网的迅猛发展,全媒体的舆论格局正走向成熟,其中受冲击的传统媒体不胜枚举,“但这种冲击似乎是第一次直接地波及到了党报系统,并且发生在上海这座城市”,《21世纪经济报道》有文写道,“惊讶、感慨、思考,其引起的各种情绪,如涟漪般在市场反复波荡。”

事实上,有关上海“文新”、“解放”两大报业集团即将合并为上海报业集团的消息,在上海和国内媒体圈已传言多时。对于此番拍板,观察家们大多是震惊大于意外,毕竟报业集团的整体赢利能力在迅速衰减。有数据显示,2012年报纸广告收入下滑7.5%,2013年上半年报纸广告收入下滑6.1%,可以预计的是,这种下滑还将持续。为此,《中国记者》杂志值班主编陈国权认为,上海报业集团合并同类项,减少竞争主体,实现局部垄断,将是正确的市场抉择,且“不仅上海是这样,在全国其他城市,报业集团合并的现象还将持续发生”。

不做新媒体是“等死”,做新媒体是“找死”——这是不少传统媒体人,遭遇新媒体全面夹击时的常见焦虑。文新、解放这两大“正局级”报业的合并难免要经历“磨合期”,或长或短,总之应避免出现“集”而不“团”的尴尬局面。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范以锦在人民网刊文,对传统媒体的“抱团取暖”加以定义——“抱团”,不只是抱住传统媒体,还要介入新媒体,要跨媒体、跨行业发展;“取暖”,不是简单的将下属单位的利益收缴上来,然后全集团各单位共享度难关。

另据媒体分析,上海报业集团的最终成立与行政层面的强力推动关系甚密。“由外力直接介入推动,意在解决单靠内部力量、微观力量不能有效解决的难题”,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张涛甫如此解读上海报业的改革手段。持相同看法的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副教授张志安,言论更为直接:中国报业的深层改革从来都是以“权力中的权利”为特征进行的,即先由行政“权力”力量强势主导或推动,再在优势建立过程中参与市场竞争、争取“权利”。

“传统媒体集团转型就像一艘航空母舰,调转方向尽管非常缓慢,但一旦校准航向,就可以以令人惊讶的力量和速度前行”,《新闻记者》杂志主编、文汇新民联合报业集团新闻研究所所长刘鹏心态乐观,在他看来,两大报业集团的合并不仅是“抱团全暖”而像是“组团取势”,把势能转化成动能,牵引这个媒体集团的“巨无霸”迈上可持续发展之路。而在媒体报道中,类似的观点也被上海报业集团即将上任的掌门人裘新提起,这位曾做过两大集团副社长、现任上海广播电视台台长及SMG总裁的前上海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主任,以《东方早报》在今年国庆期间的微博报道为例,着重提到了纸媒和新媒体融合的优势,强调“集团不是整合权力,而是整合资源”。

不管是“抱团取暖”,还是“资源整合”,均是纸媒等传统媒体的新媒体应对之举。作为中国的经济龙头,上海的经济总量很大,伴随自贸区成立之后对文化产业的重点培育,媒体跨行业发展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与其在体制的枷锁和广告的红海中苟延残喘,不如跳出体制再搭舞台借船出海”。

除了实际的战略考量外,能否实现新闻专业主义的价值回归,同样攸关上海报业集团的突围成功与否。《东方早报》首席评论员鲁宁撰文,纸媒的任何‘创新转型’,必须首先在新的社会传播形态下,坚守自身的社会责任和舆论导向,不能“被互联网糟糕的一面带沟里去”。

2014年1月1日起,《新闻晚报》成为上海报业集团旗下第一家停刊的报纸,这一新闻引发了媒体业界的轩然大波。纸媒生存环境日益恶化的背景下,每一家纸媒的动态都成为牵动整个传媒界的大地震。舆论期待,置身改革最前沿的上海,能为中国乃至世界的纸媒体转型提供一个有价值的中国范本。

 

十、地铁逃票频发成“众矢之的”

——无法治风尚何来文明风景

2013年5月28日,是上海地铁的20周年纪念日。不过在次日的逃票稽查整治行动中,半小时就有12名逃票者被查出,被发现的逃票者们或是哭天抢地大呼冤枉,或是冷笑以对,或是一语不发。网友“一个落入凡间的精灵”感叹:地铁20年,得到的不只是骄傲,还有拥挤的线路和难禁的逃票。

上海地铁的逃票问题早非“新”闻。“低头、蹲下、钻过闸机、淡定离开”——是年年初,一段由网民拍摄的上海地铁某站乘客逃票的视频在网上引起轰动。当年1月17日的央视《东方时空》栏目,更以“文明天下:上海地铁上演疯狂逃票”报道此事。对此,有网民形容地铁逃票其实是“中国式过马路”的地铁版。

逃票是一种可耻行为,这是共识。它不仅让逃票者个人的诚信尊严蒙垢,也是在对他人权益和社会公平进行自私的挑衅。作为社会人的我们,在享受相关社会公共产品带来的便捷时,应该有主动担责的魄力。网友“沪城学士”严肃看待:逃票行为看似小事,实则反映了潜意识的投机心理,一旦习以为常,小则为陋习,大则会冒天下之大不韪。

20年间,上海地铁经历了从无到有,最终演进成为都市上海的标志。这个地底下的小社会,其实就是整座城市的真实缩影。公民的行为瑕疵是所有社会、所有国家中都存在的现象。具体到逃票的行为动机,不少网民提到了上海地铁“票价过高”的事实,网友“守卫爱心”于此对逃票行为表示了“部分理解”,而《南方都市报》的一篇个论更是将“逃票者”类比为《悲惨世界》的“冉阿让”:当一张地铁票和冉阿让的面包同样沉重的时候,对个人来说是悲惨的,对社会而言,悲惨也不会太远。

《现代金报》评论认为,“经济账是小事,逃票这一陋习对社会秩序、城市文明的负面影响更是不可低估的。媒体连篇累牍批判,但逃票现象依旧愈演愈烈”——这才是最值得反思的问题。

“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一个和谐的社会需要契约精神。作为社会发展中的个体,每个人都应该自觉遵守游戏规则。上海本地党报《解放日报》提醒乘客“恶小勿为”,同时建言治理逃票乱象既要个体自律也要外力制约。

倡导文明不是靠等级划分和地域攻击,而是法制健全和社会引导。为此,网友“BLUE珊瑚蓝”希望规范长效机制来治理逃票:一个健康的社会需要一个完善的制度作后勤保障,起初也许困难重重,但若能长久坚持,让制度深入人心,对提升市民的素质将大有裨益。

2014年元旦起,新修订的《上海市轨道交通管理条例》正式实施,同时,《上海市轨道交通乘客守则》等配套规范性文件也同时出台。具有法律强制性的《条例》里,加大了对逃票的惩罚,“几箭齐发”——除了数倍罚款,引入行政、刑事处罚,还动用了个人信用信息系统。

自媒体时代,地铁文明似乎从未受到过像今天这么高的关注,从武汉热干面事件到深圳“大便阿姨”,一个个地铁热点奔涌而出,这既归功于微博时代的“病毒式”传播,更折射出当下公众对于公共场所文明风尚异乎寻常的关心。“地铁是提升城市文明的机会,地铁可以更加激发市民的公共性,让他们成为文明的赢家”。“做自己的主人翁”,公共文明的成熟构筑,公序良俗的尊严维护,要靠全民“撑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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